我喜欢人家称我为喜剧演员。
我热爱自己的职业，就像我热爱我军人的身份一样。再给我机会让我重新选择的话，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做一名喜剧演员。总觉得让别人笑起来是自己的责任和存在的价值。总觉得有笑声和笑容的生命才是完整和无憾的。
从当演员的那一天开始，就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认识我。后来，有了些知名度，确实为我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和光彩。但是，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在生活中也有许多尴尬与无奈。
其实观众真是既可爱又单纯，你塑造了什么样的艺术形象，他就会在生活中按照什么样的形象来认定你。唱一段爱情歌曲，就会被那些女孩子视为自己梦中的白马王子，演上一个领袖人物，在生活中也会被人当作伟人。几年前有一部描写伟人的电影曾经在观众当中引起过反响，那就是《毛泽东和他的儿子》，这部电影上映后不久，我有幸和剧中的毛泽东扮演者王仁一起去深圳演出。
体育馆内奏响《东方红》的乐曲，王仁神采飞扬地出现在观众面前，刹那间，万众欢腾。无数人把自己对领袖的崇敬和热爱附加在王仁的身上。因此，无论是在前台还是台后，无论是在楼道还是餐厅，王仁都是我们一行人中最闪光的人物。
记得那天要在深圳体育馆演出两场。第一场下午三点，第二场则在四个小时以后。于是中场时我约王仁回宾馆休息。王仁说：“路程太远，还得打车，将就将就算了。”
我平时就爱跟他开玩笑：“这次我掏钱，你白坐车！”
他终于让我说动了：“那好，我到后台换件衣服。”说着，要换下那套饰演主席的灰制服，我一把拦住了他：“衣服不能换，否则这客我就不请了！”
当时深圳的出租司机把毛主席视为神，在车里悬挂一张毛主席的照片驱邪免灾。我叫来一辆挂着主席像的出租车，把王仁让在后坐，我坐在司机的旁边。
车子刚到宾馆，我拍了拍司机的肩膀：“小伙子，回头看看，你今天拉的是谁？”
司机回头一看，惊呆了：“天哪！我拉到真佛啦！”
“多少钱？”
“哎呀，什么钱哪！能拉到主席是我的福气！”
“那晚上6点半我们还要回体育馆……”
“我来接你们！”
回到房间后我和王仁逗趣儿：“王老师，晚上上车前必须还得穿这件衣服！”
王仁笑着说：“我等于加演了一场！”
与扮演伟人的演员相比，喜剧演员就大大不同了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一些观众经常对我说的几句话是：“嘿，老黄！来一段！”“你又跑这儿演小品来啦”“我这孩子也不好好学习，整天皮拉嘎叽的，让他跟你学小品吧！”由于在台上表演的大多是那些嬉笑怒骂的小人物，因而，在生活中观众与我们交往的方式也比较随便。
一年冬天，我在北京梅地亚宾馆门口打车，因为下雪，路况很糟糕，90％的出租车都拒载。过了一会儿，终于有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，司机非常热情地摇下了玻璃窗：“哎哟，没想到是你！真他妈巧！快上来，快上来！”
一句他妈的，使我犹豫了一下。可是，总比在外边冻着强，我赶紧小跑几步拉开车门：“谢谢您停车，我已经等了半天了！”
“就是！”司机一边说话一边启动车子：“今天这鬼天气，都他妈不愿意拉活。这要不是你呀，我他妈的根本就不停了！我跟你说啊，平时，我最喜欢的就是你们这帮玩意儿！”
喜剧演员变成了玩意儿，我苦笑着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从这时开始，他妈的他妈的成了这个司机每次开口的前导语，而且越说越兴奋。热情是真热情，嘴里也真是不干净。我想阻止他，又不能说难听话，我仔细端详了一下他的模样，年纪和我相仿，但长得比较面老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：“大爷，别光说话，注意点路。”
司机愣了一下。
我紧接着又说：“大爷，到前边路口拐弯！”
“啊啊啊……”
“大爷！到了。”
下车了，我付完了钱，朝司机挥了挥手：“谢谢您，大爷！”
车走了，我估计那位司机关上门的第一句话说的是：“你大爷！”
我知道被同辈人称为长辈的滋味是不好受的。
我这人天生长得老相，属于乍看不怎么年轻，越看越不如乍看的那种类型。三十多岁，一笑，眼角就布满了鱼尾纹；一抬眉毛，脑门上除了垄沟就是垄台。
记得35岁那年，《中国青年》杂志向我约稿。我在文章开头的几句是这么说的：“青年杂志向我约稿，使我受宠若惊，虽说只有35岁的年龄，但在生活中处处遭到53岁的尊重。我的艺术形象使我充满青春活力的心灵过早老成。记得一次在麦当劳吃快餐，刚刚坐下，进来一位年轻漂亮的少妇，怀中抱着一个孩子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了她的身上，我赶紧往里挪了一个位置，一是出于军人的助人为乐的作风，二是希望这位漂亮的妈妈坐到我的旁边。她向我表示感谢，对怀中呀呀学语的孩子说：“快谢谢姥爷！”我尴尬不已。
只记得那次快餐吃得最快。
还有一次参加一个电视座谈，一位女主持人热情活跃。“哇，黄宏先生，你比台上年轻多了！看上去，最多不过50岁。再多的话，也只是一点点。”我赶紧接过话筒，说道：“小姐，您是《夕阳红》栏目的主持人吧？”知道我年龄的人都笑了，那位小姐却有些莫名其妙。
不光因为我长得老相，也因为我演的角色中年以上居多。演员在电视台上镜之前，都要经过化妆这道工序。每次往凳子上一坐，我心里就不平衡，别人是怎么漂亮怎么描，我是怎么老梆怎么抹，用的底色都是最重的。所以，屏幕上出现的效果就大不一样了。你想，漫画能和工笔画相比吗？给观众留下“老”的印象，卸了装下了台也抹不掉。面老不面老我倒不在乎，反正活一年只长一岁，任凭人家怎么猜、怎么看，自然法则是改不了的。
我跟蔡国庆在一个团，每次演出，总有若干女歌迷拥到台上献花。那些女孩子会把为一台演员准备的鲜花都塞在小蔡的怀里。等我再上台的时候，既见不着鲜花也见不着美女。所以，每次下台以前我都问观众一句：“还有献花的没有？没有我就下去了！”
一次一个女孩儿反问我：“黄老师，您这身打扮也不像接受鲜花的人哪！”
我笑了：“对，我更像种花的！”
想想也是，被小蔡的大眼睛温柔专注地看上凝视上一回，就会让一颗年轻躁动的芳心感动得想哭，其实我的眼睛长得也挺大，可是，我看谁的时候，谁都忍不住要笑，看来，这个世界不是没有明确分工的：有人负责让人动心，而我，负责让人开怀。经常有些女孩子到后台来找我们签名、照像，名也签了，像也照了，临别前我最怕听到的一句就是：“黄老师，我爸爸妈妈特别喜欢你！”每到这时，团里的其他演员总要开我的玩笑。
尤其是彭丽媛和董文华，一见面就逗我。因此，不被女观众喜爱，成为扣在我头上的一顶“高帽”。
终于有一次机会我扬眉吐气了。
1993年，总政歌舞团到上海演出，阵容整齐，声势空前。演出开始了，上万人的体育馆座无虚席，我演的小品《提亲》刚结束，观众席上突然站起一位女士，大声喊道：
“黄宏，我爱你！”
这声音使全场观众震惊了，使我们团的全体演员震惊了。
我激动地向着那个声音的方向挥手致意，连声说道：“谢谢你，谢谢你！”
我挺胸抬头走进后台。此时，那顶不被女孩子喜爱的帽子终于从我的头上摘掉了！我兴奋地对大家说：
“听见没有，还是上海人识货呀！”
“那些追星族只不过让你们签个名、照个相什么的，可是喜爱我的观众，居然站在万人面前高喊黄宏我爱你！！幸福啊！”
在上海我们连演三天。
第二天，我们坐着面包车又来到了体育馆。刚一下车，昨天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：
“黄宏，我爱你！”
我顺声望去，这才看清她四十多岁，又肥又胖，穿着黄军装，扎着腰带，头上梳两条辫子，胸前别一溜毛主席像章，也不知在哪儿还把裤子坐得精湿。看见我，她激动得直蹦：“黄宏我爱你！我爱你！我爱你！！！”
董文华和彭丽媛早已乐不可支。我出于礼貌，走上前去。
“你好！”
刚要上前握手，警察把我拦住：
“别理她，精神病！天天都来！”
我灰溜溜地钻进了体育馆，到了后台更成了大家取笑的目标：“黄宏啊黄宏，我们真以为大千世界中能有一名女观众为你动心，闹了半天还是个精神病！”
我憋了半天，终于想出了一句话为自己解嘲：“别看喜欢你们的少男少女成千上万，喜欢我的只有这一个，而且还是一个精神病，但我更加珍惜它，因为在她仅有的一点记忆中，还能记住黄宏这俩字，不容易啊！”
此为笑话。不过，从她胸前的一溜像章可以看出，那个年代给她的精神带来过何等创伤，不光是她，我们的民族不也曾伤痕累累吗？相信造成人们痛苦的那个悲剧的年代永不会再来。
相信喜剧永存！
摘自《人民文学》1998年第7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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